[摘要]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内外形势极为严峻时代，其对乌克兰等昔日“兄弟民族”，仍表现出强烈大民族主义传统和气派。这是乌克兰和独联体地区各国与俄罗斯关系忽冷忽热、时好时坏的重要原因。
（原标题为：从乌克兰危机看俄乌关系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前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文章要点：
要点1：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乌克兰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颜色革命”的恶果。我国学者研究，“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因此，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政权更迭这样的事情，学者们难以进行完整、准确、全面和客观的研究。
要点2：当年苏联官方反复宣称：苏联各民族已经形成新的人的共同体，形成新的统一民族，这就是“苏联人”。现在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要点3：斯大林身体中流淌的是格鲁吉亚人的血，但他早年接受的，完全是沙皇俄国的教育，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政治气质和领袖品格，早已经彻底俄罗斯化。他的内外政策，体现的是以俄罗斯为主的联邦中央政权的意志，体现的是俄罗斯的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强权政治思维和集权治国理念。
要点4：对俄罗斯与美国、欧盟改善关系的动向，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对俄罗斯同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包括与中国开展大项目合作，虚与委蛇、诚信度差、执行力低、变化多端，也要有所准备。
要点5：应对“乌克兰危机”，我们既要考虑当前中俄关系中乌关系两种格局，也要考虑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关系未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劝和促谈，当好“和事佬”。
以下为正文：
“乌克兰危机”不能简单地用“颜色革命”来解释
在乌克兰研究方面，总体上说，我们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我这是相对于俄罗斯研究而言的，也是就这个国家的重要地位而言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真正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文章，在我国的确不是很多。闻一先生新作《乌克兰：硝烟中的雅努斯》，称得上填补空白之作。
我国乌克兰研究之所以相对薄弱，一方面是我们过去长期受原苏联影响，研究乌克兰问题看的主要是苏联的文献资料，带有原苏联的某种成见或偏见；另一方面是当前我们受我国对外政策的制约，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能不顾及俄罗斯的感受。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乌克兰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颜色革命”的恶果。在我们看来，“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因此，对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政权更迭这样的事情，学者们难以进行完整、准确、全面和客观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带着很深的历史偏见和政治成见来观察乌克兰，再加上没有第一手的信息来源和可靠资料，那么，对乌克兰问题的某些看法和结论，未必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
2014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放弃不结盟地位法案，决定深化与北约合作。尽管北约无意在短时间内接纳乌克兰，但后者的此举仍然激怒了俄罗斯。（漫画源于楚天尚漫）
最近两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我们使用的说法是“乌克兰危机”，而不是“乌克兰问题”。我理解，“乌克兰危机”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指乌克兰自身的危机，政治的、经济的、中央和地方的、东部和西部的、内政和外交的危机：第二是指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家关系危机：第三是由此引发的俄罗斯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危机。“乌克兰危机”这一概念的内涵，比其他地区性危机的概念复杂得多。研究“乌克兰危机”，站位要更高，视角要更宽，回眸要久远。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却是从俄乌关系角度，从当前国际政治斗争角度，至多是从冷战后东西方对抗的角度来研究“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俄乌关系危机，成因非常复杂，闻一先生在书中已经讲得比较透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颜色革命”来解释乌克兰以及俄乌关系中已经发生的和仍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没有不久前那场“颜色革命”，乌克兰和俄乌关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能这样说。如果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就是“颜色革命”的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乌克兰就已经发生“颜色革命”了，并且是与俄罗斯以及当时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一道发生的。那时，各共和国都在闹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在闹，高加索国家也在闹，乌克兰闹得尤其积极。可以说，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给苏联致命一击的主要是乌克兰。那里的“鲁赫”运动，既反对莫斯科的联盟政权，也反对当地的共产党体制，声势很大。1990年6月，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克拉夫丘克主导的基辅政权，就已经宣布的国家主权宣言。1991年8月正式宣告独立，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停止了参与革新联盟的有关谈判。也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当时就已经预言，没有乌克兰参加，革新联盟是不可想象的。
乌克兰独立之初，克拉夫丘克担任总统，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他两届任期结束后，库奇马继任乌克兰总统，大家以为这个人来自东部，属于亲俄派。结果，在维护乌克兰民族利益，同俄罗斯拉开距离，进一步靠拢西方等等方面，他与前任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库其马政权也好，还有后来的尤先科政权也好，甚至包括亚努科维奇政权，与克拉夫丘克主政时的基辅政权，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它们属于同一种“颜色”，都是反苏反共、反俄反社会主义的。区别只在于，处理对俄关系的细枝末节有所不同，密切与西方关系的策略考虑有所不同。
当前这场乌克兰危机，是历史问题和现实相互交织、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彼此牵动，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缠绕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团，单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因素去解析，可能都说不清楚，也说不透彻。目前的波罗申科政权又遭遇了严重危机。他的执政联盟已经瓦解，纽尔采克政府已经辞职，基辅政坛又在重新洗牌。这充分说明，乌克兰危机是一场复杂深刻而旷日持久的全面危机。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乌克兰到底是同宗同源的一家人，还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或者是彼此并不相干的两个民族和群体？各方对此各有各的说法。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公元9世纪建立的古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境内，后来形成了三个独立的民族，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而俄罗斯人大都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尼古拉·斯塔里科夫去年出了一本书，书名是《乌克兰：骚乱与革命》，就是这样表述的。不管这些观点和看法怎么样，乌克兰与俄罗斯1654年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历史事实。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几百年，后来又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了70多年。
过去，不仅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把俄罗斯、乌克兰看作一家人。人们分不清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区别在哪里。但后来发现，这几个民族之间不仅言语文化差别很大，矛盾还很深。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我们发现“乌克兰问题”是苏联民族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于是就编辑了一些有关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内部参考书，但这些参考书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大家觉得那不过是反修斗争的需要，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现在看，苏联这个“大鸡蛋”里头确实有“许多骨头”。当年苏联官方反复宣称：苏联各民族已经形成新的人的共同体，形成新的统一民族，这就是“苏联人”。现在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俄乌矛盾渊源很深，不能完全归罪于斯大林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时期就已经严重存在，这一点显而易见。闻一先生在他的书中，对此做了全面的历史考察。斯大林领导苏联30多年，他出生于格鲁吉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加索人。西方人常常用斯大林的民族出身和个人性格来解释苏联时期所发生的政治清洗、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镇压，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其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现在看，西方人的角度也未必客观。我刚从格鲁吉亚回来，据当地人说，当年的斯大林从来不说自己是格鲁吉亚人。他不但极力回避自己出身于格鲁吉亚这个事实，而且还反复讲，“我们都是俄罗斯人，我们都是俄罗斯民族”。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图片源于网络）
斯大林身体中流淌的是格鲁吉亚人的血，但他早年接受的，完全是沙皇俄国的教育，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政治气质和领袖品格，早已经彻底俄罗斯化。格鲁吉亚人还说，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从来没有为格鲁吉亚的发展提供过任何特殊的政策支持。用现在的话说是，斯大林从来没有对格鲁吉亚搞过“倾斜政策”。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格鲁吉亚人口很少，只有200多万，却有将近70万人被征召去了前线。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嫌”，就是要人们把他看成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看成是俄罗斯精神的化身。他不喜欢人们把他看成高加索人，看成格鲁吉亚人。他的内外政策，体现的是以俄罗斯为主的联邦中央政权的意志，体现的是俄罗斯的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强权政治思维和集权治国理念。因此，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矛盾，说成是斯大林极权统治的结果，要斯大林个人对此负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其他各民族同俄罗斯的矛盾和芥蒂，归根结底，还是历史的积怨和当时的体制所造成的。
实际上，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不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斯大林等非俄罗斯族出身的人，都对除俄罗斯而外的各兄弟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大民族主义。列宁对此曾进行过严厉批评，但于事无补。最初建立的俄罗斯联邦，借助十月革命后各地方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有利局面，先是将外高地区各民族统一为联邦制国家，随后将其拉入俄罗斯联邦。后来，为便于统治和控制，成立苏联时，俄罗斯联邦又把外高加索联邦分成几个独立的共和国，让他们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各自加入苏联。当时这些民族区，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反抗。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议会大楼院子里至今还埋葬着当年因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丧生的人。过去看苏联历史书，这些都是根本看不到的。
在乌克兰，1917年12月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年2月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加入苏联。但西乌克兰，实际上1939年才并入苏联。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知之不多。有多少乌俄冲突的死难者，我们也不得而知。肯定也不少。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披露的有关大清洗的数字和材料，令人触目惊心。闻一先生的书中，也做了多方面阐述。这些历史积怨，都远远没有化解。
危机无解，乌克兰将长期落后于时代发展
“乌克兰危机”由来已久，人们对基辅的政治恶斗已经习以为常，但突然间事情闹得那么激烈，令国际社会始料不及，因此说它是突发事件，也不是没有根据。以前乌克兰政权更迭或爆发“颜色革命”时，各派势力在基辅市区安营扎寨，树起旗子各自表达正当倾向和诉求，基本上相安无事。而这次不一样，各派之间打得一塌糊涂，基辅中心地带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由此可见，国际事务中的不确定性是始终存在的，突发事件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并且还会极大地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和世界形势的未来走向。
现在，由于各方努力，乌克兰东部遍地战火硝烟的局面暂时过去了。但“乌克兰危机”并没有解决，短期内也不可能解决。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关系，由于这次危机，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俄罗斯“夺走”克里米亚，对乌克兰人无疑是“旧恨加新仇”，两国关系可以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还有一点，乌克兰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其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不要说无法“收回”克里米亚，就是东部两个州建立的分立主义政权，它暂时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短期内难以实现“脱俄入欧”或者“入约加盟”的诉求，我说的“短期”，不是三五年，可能要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从全球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发展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这些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大潮流。而排在第一位的，将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新格局，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这个过程不仅在继续，而且还在要大大加快。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呈现逐渐均衡化的趋势。某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是日本两倍，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小。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归因于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向。
遗憾的是，乌克兰独立20多年来，至今还处在痛苦的求索之中。这个国家目前人口为4540万，与独立之初相比，减少了大约500万，也就是损失了10%左右的人口。对乌克兰这样的欧洲国家来说，人口减少绝不是个好事。但更严重的还是经济上的持续衰退，对外经贸关系严重萎缩。政治体制变化多端。目前乌克兰有大大小小的新老政党，总共多达300余个。在“民主”过剩而法治匮乏，东西部地区之间隔阂加深，民族矛盾有增无减，占人口总数20%多的俄罗斯人更加向往俄罗斯的情况下，乌克兰无法实现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稳定与和谐，无法实现平衡有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而将长期落后于时代。
目前的乌克兰，国内局势表面上较为平静，实际上仍是矛盾重重。面对领土完整已被破坏，社会关系全面撕裂的现实，波罗申科政权无论如何努力，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乌克兰的“濒危”局面。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虚多实少。乌克兰人试图利用“地缘优势”，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纵横捭阖、双向受益的美好愿望，变成了既“脱不了俄又入不了盟”、两面受夹的“地缘尴尬”。这种长期的“濒危”状态和“尴尬”局面，将对地区局势、对俄欧关系，甚至对整个东西方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不可预言的负面影响。如何防止欧洲腹地这块“病灶”反复发作，取决于各方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
《乌克兰：硝烟中的雅努斯》，闻一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下一步如何动，作需要密切观察和研究
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或者说为主体的苏联，在冷战中崩溃瓦解，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从此就一蹶不振，就会沉沦为无足轻重的“三流国家”。不会的。俄罗斯是一个自强自负、不甘人下并素有大国情怀的民族，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内外形势都极为严峻的时代，俄罗斯对乌克兰等昔日的“兄弟民族”，仍时时处处表现出强烈的大民族主义的传统和气派。这是乌克兰和独联体地区各国与俄罗斯关系忽冷忽热、时好时坏的重要原因。只要有机会，俄罗斯必然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此次俄罗斯“拿到”克里米亚后，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没有像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所担心的那样，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立运动。因为俄罗斯很难把这么多“果子”一下吞下去。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的国际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大家所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是承认克里米亚法律地位的，现在乌克兰发生危机，俄罗斯趁势而为肢解了乌克兰的领土。从国际上看，它并不占理。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支持几乎是零。我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政策底线，也在坚守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立场。但我们不能说得太多，不能与西方一个腔调，我们必须注意俄罗斯的感受，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立场和声音。政治就是政治，外交就是外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制定，政策诠释，需要反复衡量，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相关各方必须理解和接受的。
现在的克里米亚实际是一个孤岛，乌克兰没有办法“恢复”在那里的主权，干脆进行经济围困和封锁。俄罗斯这些年基础设施建设无大作为，但此次下了决心，要在刻赤海峡修建海底遂道，解决它对这个“穷孩子”的供养问题。但俄罗斯经济目前十分困难，要养好克里米亚并不容易。好在乌克兰东部分立势力的政治诉求目前已有所后退。他们从坚决要求独立，希望加入俄罗斯，转而要求成为特殊地区，实行高度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的压力，使俄罗斯不至于背上太大包袱。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欧盟一再表示，他们不会为克里米亚、为乌克兰而向俄罗斯开战。
目前看，俄罗斯的外交困境暂时得到一点缓解。各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外交博弈，张力有所下降。但乌克兰的问题没有解决，俄罗斯的提出的一些倡议，未得到乌克兰和西方积极响应。俄罗斯人坚持认为，它的对手想要毁灭“俄罗斯世界”。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使俄罗斯不复存在。“这种斗争永无止境，它既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由此可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会有太大的根本性变化和调整。
俄罗斯近些年来，还一直谋求在独联体范围内建立以它为核心的新势力范围，形成经济“一体化”和安全“集体化”格局，但收效甚微。现在，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俄罗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更难了，甚至更无可能了。再加上西方坚持制裁、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复杂。在外交领域，俄罗斯仍将努力缓和它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这是俄罗斯回归国际舞台中心，以大国身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前提。
2013年俄罗斯颁布的外交政策文件，清晰地展示出普京总统的对外战略思想。其中第一条是维护俄罗斯国家主权与领土，第二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三条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普京清楚，俄罗斯要在国际上发挥要较大作用，不跟美国西欧改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会随着“乌克兰危机”暂时平静而相对缓和。况且，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美欧立场是有区别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主张缓和同俄罗斯的关系，也许今年7-8月间，某些针对俄的制裁措施就会放松。俄罗斯甚至可能重新回到八国俱乐部。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上，俄罗斯跟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总体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的。无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如何发展，俄罗斯同西方世界的关系，他们双方还是要努力维持的。
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外交加大了向东看的力度。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依然在欧洲，但与亚洲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努力明显增大，其中包括同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合作。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会给中俄关系带来更多的新机遇。中国还是要把握好机会，落实好双方已经商定的各领域合作规划，进一步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质量与水平。对俄罗斯与美国、欧盟改善关系的动向，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对俄罗斯同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包括与中国开展大项目合作，虚与委蛇、诚信度差、执行力低、变化多端，也要有所准备。
此外，如何巩固和发展我们与乌克兰的关系，也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大外交话题。乌克兰特殊少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对各方的特殊意义。它也是我们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之间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利益关系。所以，应对“乌克兰危机”，我们既要考虑到当前中俄中乌这两种关系格局，也要考虑地缘政治现实和国际关系发展。在外交层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两方工作，劝和促谈，当好“和事佬”。在学术理论方面，就是要深化对俄罗斯、乌克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我国不断拓展并深化中俄关系、发展和提升中乌关系，提供更全面更可靠的智力支持。（编辑：陈菲）
作者简介：
于洪君（图片源于网络）
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吉林省农安县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省委党校教员、中联部苏联东欧局处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一等秘书、中央外办政研局参赞、中联部研究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防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广西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和特聘专家，同时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顾问或名誉院长。